庄周逍遥，及其流，则入颓放一路。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渖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徒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甯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所以看过我的书，只可以认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的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便完全捨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不绝如缕。至于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犹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的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只是因缘时会，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但很遗憾的是，从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岂非春秋大梦。秩序必须以道德伦理为根基，而道德伦理必须建立在超越性的根基之上。

当前我们最根本的时代使命，就是在中西方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重建天道信仰。整体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往往意味着对个体的压制，个体关联着创造力，但个体自由的扩张往往带来秩序的崩坏。所以西方文明仍是当代的主导文明，大多数国家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只能按照西方文明的规则，建立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与建基于自由权利学说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相对比，儒家又多了很多集体主义的色彩，儒家把个人放在各种人际关系角色中来理解，儒家所讲的仁和义，都强调个人要与更广大的集体相通联，要承担集体赋予个体的责任。

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很多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标准，认为中华文化是无神论或多神教，这实际上都是误读。

我们的文化传统越长久，文化积淀越深厚，这种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积淀的错位就越深刻，融合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也是现代中国很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根源。西方扩张性的商业文明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在尚未发现外星文明的前提下，可以说，这种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尊孟子一脉，贬低荀子，甚至认为荀子不是儒家。企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不再适用原来从家族关系扩展而形成的君臣之道了。

企业要建立自身的核心价值，传承的是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而不只是传承企业家的血缘血脉。而如果过于强调个人为集体奉献的集体主义，那么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就无法维持。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一种扩张性的文明如果扩张到其极限，会出现什么问题？秦朝的灭亡就留下了一个典型的教训。

再回看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人心秩序之崩坏体现为道德伦理之失序，但根源在于道德失去了那个大家共同认同的超越根基。落实到企业经营的层面，儒家首先肯定企业作为一个由员工共同组成的团体组织，它的经营行为是要保障和实现员工的经济利益。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所以发展了基于孝的一整套伦理。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儒商的崛起迈出关键的一步。

很多人，包括很多西方学者，都把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认为个人淹没在集体之中，不鼓励个人创造，在各种礼制的束缚中，没有挺立个人主体性，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保障。在两汉时期，儒家通过反思秦政之失，辨明儒法之别。判教的问题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以后才生起的，中国佛学的派别亦见于其判教之不同，故我们亦可由不同之判教去看各派佛学之不同。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但仍然是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构成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等方式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而我们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基本都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移植的产物。企业的传承之道只能在家庭和企业内部来落实，在这方面，儒家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可以借鉴和参考。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运行在延续着很多体现传统积淀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制度和法律等方面我们实行的却是西方现代的制度和规则，而这两个方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美融合和贯通的方式。

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转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把明朝灭亡的部分责任归到阳明心学的头上，所以实际上王阳明心学传播的时间很短，清朝主流思想是以朱熹理学为导向的，直到清末民初，阳明心学才又迎来新的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正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时代赋予儒商的使命。

很多企业家开始乐于给自己加上儒商的标签，各种国学总裁班或者修身营的兴起也说明，具有相似价值关怀的一群人在寻求彼此的认同。法家把人都理解为追逐利益和欲望的动物，这类似与古典经济学中对理性人的预设，它认为，正因为人们追逐利益，所以君主才能用高官厚禄来利诱人，正因为人们会恐惧，所以君主才能用权力压迫人屈服。

比如，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在孔子的时代，并没有儒家这个名字，而是在孔子的弟子与其他思想理论的论辩中，才有了儒家之名。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天理，并把心性与天理打通，为道德建立超越的根基。我们知道，儒家内部也有孟荀之别，有内圣外王的不同路向，从而有自身的光谱宽度。这是基于儒家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而做出的表述。

这种困境也不是在企业层面能够解决的，每一个企业只能基于其自身之具体处境做出选择和决断。企业要形成自身的灵魂，并在现代企业运行规则基础上，以企业的核心价值和灵魂的延续为第一追求，依此为原则培养继承人，并在现代企业规则的基础上，保证传承的合法性。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要从两个角度看，从中华文化的内部来说，儒家是在倾向于个体自由的道家和倾向于集体精神的墨家之间寻求中道，儒家特别是孟子一脉，非常重视挺立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所以儒家尊重人，尊重和重视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不能把儒家与现代西方的集体主义理论相提并论。我们不能认为，在追求的价值层级上，我们就一定比他们高明。

这样一种表述，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看到其意义。这里解决的是员工个人和作为整体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质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那孟子所坚信的儒家学说与杨朱、墨翟的道家、墨家学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对于一种思想理论，同样如此。正是在类似判教的辩论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确立自身的理论定位和思想特色。

所以儒家从来不是只把人看做追求利益的经济人，而是在承认人之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基础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孟子注重的是一种伦理的后果，他并没有论证这样一种安排的经济后果。

这又进一步涉及到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罗列了。

孟子讲仁义内在，而荀子却隆礼重法。关于儒商的各种表述 在各种关于儒商的表述中，大多数是从正面罗列儒商的各种特点或理念，比如：以德为立身之本。